徐友渔：精神档案片段

┃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
┃智者自知

精神档案片段

© 徐友渔／文

个性与遗传

　　我上初中时父母相继病逝，自少年起独来独往地长大。我知道自己的性格很不平和，复杂、矛盾，这部分源自父母的性格基因。 
　　我父亲经历复杂，性情孤傲暴躁。他生于川东一个富农家庭，但求学仍感经济上极为拮据，自幼养成对富人权势的妒恨，这一点导致他走上革命之路。当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时，他曾躬逢其盛，并在“二七”惨案发生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昌师大毕业后，他于1925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洋史和经济学，1927年由法共中央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归国后从事革命活动，接下来就是被捕，亲友营救，抗日时为国民党部队工作，在各种大学任教等复杂经历。 
　　我意识初启时，父亲在四川大学教俄语，经常看见他捧着大部头外文书大声朗读，还不时听他讲《春秋》、《左传》上的故事，偶尔也听他提到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地下活动的惊险情节。那时不知父亲是脱离革命队伍，有“历史问题”的人，在我眼中他有如天神，高远得不可企及：但是，早年的辉煌和目前的黯淡使他心理极不平衡，他忍受不了失意、被冷落甚至被歧视，我常常成了他的坏心情和坏脾气的牺牲品。我经常无端挨打，奇怪的是，十来岁的小孩，我很少感到委屈，我的感情是憎恨，我的冲动是反抗，我的行动是离家出走。 
　　我还记得自己在凄风苦雨中踯躅于闹市或城郊的心情。电影院的霓虹灯恶意地闪烁，行人来去匆匆，我绝望但不自怜，我脑海里的图景是，面对死去的我，父亲后晦莫及，号啕大哭，痛骂自己，这使我产生一丝满足和快意。但悲剧并未发生，家人连同保姆满城搜寻，逮回家后以痛骂和哄抚了事。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几乎再没有遇到过这类令人悲愤之事，但我特别理解弱小者在走投无路时以命相抗、以死相争的举动，特别是在事关荣誉、尊严或信任的时候。 
　　直至三十岁之后，当我回忆章年往事时，对父亲的理解与同情才开始占上风。事实上，凶狠暴烈的他，也常常表现出慈爱的舐犊之情。记得困难年代，他带我去饭馆吃一顿稍微像样的饭，为了占到座位，竟一反平时高傲之态，向人苦苦哀求。在我还未上小学时，他就强迫我学外语，到大河里去学游泳。我想，父亲虽然早逝，但他仍留给我一笔精神财富，这就是不甘平庸，永远要力争上游。对于他在60年代初逝世，我有时竟感到有点庆幸，如果他活着，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劫难中，他肯定会遭到无法承受的凌辱，而依我在当时“阶级斗争教育”下的觉悟，一定会对他做出伤天害理，一辈子忏悔不完的事。 
　　我母亲的性格与父亲相反，她是个温柔、贤惠，有隐忍精神的人。我目睹她如何孝顺自己的母亲，侍奉兄长，方知家庭中的美德是怎么回事。我小的时候，寒冷的冬夜常常使人难于入眠，母亲让我把冰冷的双脚放在她怀中，脚热了，全身都舒服，就睡得着了。困难年间，她已饿得全身浮肿，但常常把食堂里那份饭食带回来与我和姐姐共享，那往往是一大缸汤面，因为掺杂有野菜和树叶，显得分量很大。父亲刚病故，母亲就检查出患了肝癌。因为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只好由我来照料，我那时念初中。我常常发现母亲被剧痛折磨得满头大汗，也不呻吟，她是怕我难受。到了晚期，她自知无救，坚持要我去学校，她说自己反正不行了，不能耽误我念书。有好几次，清晨一觉醒来，我发现母亲翻滚在地板上，奄奄一息，她说自己但求早死，免得拖累大家。当同大院的私人医生说病人只有一个月好活之后，到第二十八天，母亲去世了。那天凌晨，发现母亲没有了呼吸，过了一会儿，还发现家中的煤炉灭了，钟也停了。那天天气阴沉、迷茫。 
　　有不少朋友说我在英国呆过，很有绅士风度，而我却深知自己内心的激烈，对人对己的苛求，对是非对错过分的计较。我曾下工夫修炼自己，想求得性情平和、宽容大度，但我做不到，我想这是父亲的基因使然。幸亏还有母亲的遗传，对善良、同情、怜悯，还有一份敏感和珍视，有时也能替他人设身处地着想，对具有自我中心性格的人极为反感。但父亲、母亲的性格基因是很难调和统一的。我性格中最大的毛病是，我对人几乎从不提要求，但内心却有明确的要求，我认为人应当自觉地做本该如此的事，靠暗示或说服得到的东西不是出于本心，是不真实的。但不满和怨恨往往在我心中沉淀积蓄，到爆发时就不可收拾，也令人莫名其妙。

原罪与再生

　　本应成为革命元勋的人却脱离了革命队伍，这成了父亲终生难愈的心病，其结果是，我在家中接受的革命意识形态和训诫可能远远超过了真正革命家庭的子女。父亲的思想和做法并不奇怪，就像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比俄罗斯人更爱搞大俄罗斯主义，满人入主中原之后比大多数汉王朝更固执于儒家正统一样。认定了一种价值之后，你越不属于它，就会越要去捍卫它。 
　　另一方面，家庭的知识教养使我从小就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并在同伴中获得优越地位。50年代的人是头脑简单的，不但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孩，连许多大人都不知道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诗人，哈马舍尔德是联合国秘书长，即使告诉了他们，他们也不能顺畅地念出这么长的洋名字。我成了小伙伴的知识中心，院子里的孩子王。记得初中一次劳动休息时，只大我们三岁的班主任给大家讲十分引人入胜的故事，她刚读完苏联小说《马戏团的秘密》。她讲完后我有兴致和她聊俄罗斯小说，我谈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她显然有一种大开眼界的震惊。 
　　但上了高中不久，我从精神优越的顶峰跌到了自卑自贱的低谷，这是我自己找来的，虽然说到底还是当时的大环境使然。毛泽东在60年代初发出了“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学校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阵地”，我自囿于象牙之塔中、忘情于欧洲经典文艺作品的活法，与现实格格不入。不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把人推到“改造自我，做革命青年”的道路上。我开始学马列哲学，而且学得津津有味，这与当时的“学毛主席著作”运动是一致的。但我被告之，只玩虚的还不行。什么是实的？那就是“靠拢组织，争取入团”，这对我很难，在一个知心朋友（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将军）的反复劝导下，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我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进入了一个竞争队伍，它同时也是一个层次分明的等级系统。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突然受到青睐和重用，一些成绩不好的人由沮丧变得自信而且自负，一些成绩甚佳、文娱体育皆优的人一改风风火火的姿态，谦卑地痛骂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作风习惯，向某些人靠拢。位置的变化，关系的调整，其源均出于家庭背景。我加入了“争取进步”的系列，但排在末尾，而且规则因人而异。有一天，一个团干部问我为什么老是不向她“汇报思想”，这几个字刺激得我彻夜难眠。我怎么在人格上低人一等，一个成绩比我差，各方面都迟钝的人，仅仅因为她父亲是工人，已经“解决了组织问题”，就有资格教导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我始终没有向她汇报思想，但我接受了这个标准。为了灵魂得救，我愿付任何代价，包括自尊。要虔诚地求得救赎就得承认自己的原罪，它和家庭一样对我是与生俱来。我为什么能自轻自贱，向许多浅薄、功利甚至虚伪的做法妥协？说到底，我相信人家代表了历史潮流，追求生命终极意义的人很容易被历史命定论征服。另外，长期浸淫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并不讨厌和惧怕心灵的自审与折磨，似乎从精神鞭挞的痛苦中还能获得某种快感。欧洲一大批左派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经历了罗曼·罗兰从《约翰·克利斯朵夫》到《母与子》中描写的那种转变，人道主义者往往做得到为了历史的必然性否定自我，追求光明和再生，用中国的话语说就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是一个可怕的诱惑和陷阱，它要求你首先把自己视为异类，放弃正常人的权利。 
　　“文革”爆发，我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疯狂投入运动。我欢呼它，是因为它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人将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我渴望它，因为我盼望在革命的烈火中实现风凰涅槃。在运动中，有人向我讲起种种疑惑，与我们的纯洁信念格格不入的现象，我知道许多人的热情已经消退，信仰巳经动摇，但我仍用“现象和本质”、“个别和一般”之类的说法来否定我们亲自感觉到的东西，捍卫那抽象、缥缈的理念，坚信眼前的丑恶属于“局部”和“支流”，应当无碍于对全局和主流的肯定。哲学本应破除迷障、启迪智慧，但它往往成为抗拒事实和常理的概念工具。我现在是哲学家，但我从不敢劝人弄哲学，只有极少数人玩得起它，它对许多人很危险，使人脱离常识，钻牛角尖，走火入魔。 
　　我最后还是走了出来，我转变得很慢，但那是一种格式塔式的转变。我的再生是复归于人的自然本性。

匍匐与神游

　　当我正处在从盲信到理智，从狂热到冷静反思的关节点上，时空场景突然来了个大转变——老三届这一代人上山下乡了。“文革”初期经历过全国大串连，运动中又到过工厂等单位“闹革命”，自以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但在农村安家落户，才知道在中国广袤贫瘠的上地上生活是怎么回事。 
　　据说，下乡的目的是接受“再教育”，但这种再教育的效果似乎与设想的初衷相反。被赶下政治舞台的红卫兵原有的怀疑和不满原来只是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对“文革”的所谓“革命路线”作反省。我们多年所受的正面教育仍然沉淀在血液中，镌刻在大脑皮层，乡下现实生活是消解以前虚幻信念的课堂。 
　　一下乡就对我们搞“忆苦思甜”教育，我们对这套程式相当熟悉：上了年纪的工人、农民痛说苦难家史，讲述过去饥寒交迫的日子，让“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青少年懂得“旧社会日子比黄连苦，新社会日子比蜜甜”。但开会前只见干部们对即将登场的老农紧张叮咛：“叫你们只忆1949年以前的苦，千万不要忆成1962年的苦！”忠厚颟顸的大爷、婆婆却无一例外地对60年代初的公共食堂和饥荒作了声泪俱下的控诉，弄得干部们好不尴尬，不过，会后他们说的话和老人们一模一样。吃“忆苦饭”时，我们做好了充分的肃穆和悲苦的心理准备，但实际上场面却是欢快热闹、你抢我夺。青壮年农民一碗接一碗地狼吞虎咽，因为这和平时吃的也差不多，忆苦会提供了白吃一顿的机会！ 
　　如果说前不久对于“文革”的路线和“伟大成果”还未下断然结论的话，现在是一清二楚了。 
　　乡下的生活苦不堪言，摧残性的重体力劳动使人感到度日如年。但现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还不是饥寒与劳累，而是周围人们的堕落，以及一代人的绝望情绪。 
　　环境的骤变使学生们的善恶观念、是非标准与在校时迥然不同，一些曾经有傲慢公子气的干部子弟，一些原本端庄羞濯、洁身自好的女孩子，纷纷向农民“共产”：摘水果、偷蔬菜、赶场时见东西就拿，少给钱或不给钱。职业性的小偷也有好些，一人得手，一伙人到馆子里去大吃大喝。可怜的农民，丢失几块钱、十几块钱，就意味着全家全年的现金全部丧失。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做这种事，但言谈之中没有人认为这些人可耻，没有人站出来指责。有人自鸣得意地说，农民把知青的出现当成“鬼子进村了”，他们感到兴奋、觉得好玩。我把偷或抢视为土匪行径，但周围没有人觉得干了坏事。深究起来看，学生们实质上是没有把农民当成人，当成和自己平等的人。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人人讲起偷鸡摸狗的事就乐不可支，他们可能不觉得农民会痛苦，也可能觉得反正自己遭受了痛苦，就可以不顾农民的痛苦。 
　　继初到的新鲜、骚动之后，接下来的是难熬的艰辛，日子单调而无望。大家蓦然发现，自己宝贵的青春正毫无意义地耗蚀，学习、事业，甚至婚姻家庭、工作都毫无希望，知青相聚，谈得最多的是战争，大家不约而同地盼望战争爆发，没有人提及现代战争的可怕，知青们盼望的实际上是变动，反正自己在地狱的十八层，哪怕一场动乱使自己变到十七层，也是好事。 
　　我在精神上离群索居，尽管明显感觉到昔日战友的敌意。我用阅读来抗拒粗陋的生活与不知不觉的堕落，我在一片精神乐园里找到了宁静的欢乐。 
　　早在运动中期，我就有机会阅读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等西方哲人的思想片断，但那时自己煞有介事，颇有点“戎马倥偬”的意味，仅仅限于浏览。在乡下，我重新倾听亚里士多德冷静的讲述，揣摩笛卡尔层层深入的沉思，对柏克关于崇高与美的精思巧辩发出会心一笑，为潘恩的激奋雄辩拍手叫好。最使人心醉神迷的是柏拉图，他使你沉重的肉身轻灵，他为你装上思想的双翅，让你翱翔在一个纯洁、透明、一尘不染的理念世界。我把古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安东尼的《沉思录》当家书和日记来读，感到神清气爽、心心相印。我把他当兄长，写下一些回应的话，抒发自己的思绪，这些文字使我的心灵恬静而澄澈。 
　　时至今日，我仍与哲学为伴，我想从中得到的不是名声，而是智慧和宁静。

现代与传统

　　研究西方哲学使我从1986年到1988年在牛津大学生活了两年。任何一个到过牛津的人，都感叹这里是最适宜读书和思考的地方，不论是高耸入云的教堂尖塔，还是举世闻名的波德林图书馆的穹形圆顶屋，都散发着精神文化韵味。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的精深思想使得“牛津学派”在20世纪的哲学史上成为精彩的一章，而艾耶尔、达梅持的独创性见解使牛津以分析哲学的重镇闻名。我就是冲着达梅特来牛津的，那两年我在他的指导下辛勤工作，并有幸在斯特劳森退休前听完了他最后一次上“哲学导论：分析和形而上学”。 
　　在学术上大开眼界和获得丰收，这在我的预料之中。而出乎意料的是，牛津生活使我有一种新的文化体悟：我对“传统”和“现代”产生了与以前迥然不同的切身感受。 
　　在牛津，人们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对传统的重视、为历史而骄傲。在这座容纳了三十来个学院的小镇上漫步，不时会有一块镶嵌在旧墙上的石碑映入眼帘，上面镌刻的文字是：“女王陛下××××年×月×日为××学院奠基。”当我在不同的学院凝视着那方形的、菱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如茵如画，整洁如地毯般的草地时，深知校史的英国友人会自豪地告诉我，这块草地有二百年、三百年或五百年的来历。我曾在享有盛名的国王学院拜会一位著名哲学家并共进晚餐，参观校园时他向我指点，哪个地方是本科生的停车场，哪个地方是研究生的停车场，哪个地方是教师的停车场。就餐时，他递给我一套黑袍，长条形大餐桌旁边，每个教师都身着黑袍，正襟危坐，桌上和墙上的蜡烛肃穆地燃着。餐厅另一端，是供学生用餐的低桌（low table），我遥望着一个坐在那里的熟人，他是牛津中国学生会主席。我因为是被教师邀请在高桌（high table）就座，牛津的传统，即身份观念，把我们隔开了，我们两人只好相视苦笑。 
　　一次去最有贵族气派的基督堂学院拜会友人，受到老年门卫的询问和指引，此公表情之谦恭、语音之纯正，周到的举止中蕴含的大家风度，几乎令人手足无措。在学院的大厅，朋友指着十几幅油画中的一幅说：“那是约翰·洛克，他在本学院任职前后三十多年。”啊，这位大哲学家，近代思想的奠基人，就是在这里思考和写作的！他还告诉我，艾耶尔毕业于该学院，他因学术上贡献巨大，被女王授予爵位。获此殊荣的牛津哲学家还有斯特劳森，朋友告诉我在称呼上的规矩：“当面说话时，别叫艾耶尔教授，叫弗里德里克爵士，别叫斯特劳森教授，叫彼得爵士。” 
　　确实，牛津有无数的繁文缛节，不论是欣赏，还是厌烦，你都得遵守。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当你适应了这样一种生活形式，“从心所欲不逾矩”时，你就生活在一种传统中了，传统离不开形式，无形式的传统只是一种文化抽象。 
　　牛津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它的现代性决不表现于人们穿金戴银，小汽车的拥挤和大哥大的普及，它首先体现在牛津的学术理念和习惯，学术水准和成就中。牛津的导师制原先让我和中国的私塾相联系，严格的教育使人猜想上课的场景一定是滔滔不绝和洗耳恭听，一定是死记硬背和做不完的作业。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研究生上课时讨论的活跃和热烈使人叹为观止，不止一个导师对我说，在他们看来，“最好的学生就是能教给我一些东西的学生”。我跟从达梅特教授作研究时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两年中他从未对我做过“传授知识”的工作，他总是把最新课题摊出来，要求我和他一道思考和解决。 
　　牛津大学的四十二个科系中，有三十二个被评为世界一流水准，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据说有二三十人，其中生物化学系就有三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最高奖为菲尔兹奖，牛津数学系获奖者有三人。我周围的中国学生提起自己的导师，不是某学科的开创者，就是某个领域的世界权威。在这里，站在学术前沿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近代以来的中文词汇中，“现代”和“先进”同义，在牛津，这不是梦，不是理想境界，而是身边的日常现实。 
　　在中国，“现代”还是可望而未能即的目标，也许，唯一令我们自慰的是传统。我最要好的英国朋友G博士最以英国的历史和传统自豪，他嘲笑美国人的口音、美国人的电影，甚至航空母舰，但他从不在我面前狂，因为中国的历史比英国更悠久。我心中既窃喜又悲哀的是，G博士并不知道，传统在中国基本上荡然无存。不错，它存在于典籍中，但有多少人读典籍、懂典籍？确实，人们要游泰山，在曲阜搞祭孔典仪，但这些不过是旅游的一景而己。传统既不应是木乃伊，也不应是化装舞会的面具，它应该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应该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言行之中。牛津的生活使我再不敢轻言传统，当然也不敢妄谈现代。

文化与中国

　　从静谧、古色古香的牛津返回北京，我发现短短两年，中国的精神文化氛围发生了使人一时无法适应的巨变。生活好像是一锅沸水，人似乎置身于漩涡的中心，各种事件和景观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各种信息和机会从四面八方袭来，使人无法思索，只能选择。每天都感到热气扑面，精神总是处在亢奋状态。生活方式也面目全非，两年前大家和穷学生无甚区别，相聚时煮碗面条，有啤酒已属奢侈，现在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所在的编委会，名气大了，排场也出来了。吃饭是为了议事，有那么多的出版者、合作伙伴要求洽谈，有那么多的计划和方案需要商讨，有那么多的文稿必须分配给合适的编委去处理…… 
　　在1985年，以我的朋友和同事G为首，成立了名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会，它被海内外视为在80年代文化热中最有影响的三大民间文化团体之一。在此之前，“中国文化书院”和“走向未来”编委会的活动已经有声有色，其成果已蔚为大观。前者的宗旨是复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继承，后者追求以现代科学成就为基础建构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因此，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学术思想空间供我们的编委会活动和发挥作用。我们的宗旨是引介当代西方最新人文思潮，为下一步的思想文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这个编委会的成员以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青年学者为核心，主要来自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始终认为，这个后起的、拙于活动与组织的编委会能迅速崛起，应归功于它平实而深刻的认识与追求：在大规模的复兴和建设之前，应有吸收、借鉴、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发轫于严复、梁启超诸前贤，中断几十年后，当开放的时代来临之际获得重新启动的机会。 
　　公平地说，“文化热中的三大学术山头”之说是太简单了。至少，以“新启蒙”为旗帜，以民主和人道主义为追求目标的一批学术界人士，在当时的作用和影响也是很大的。而《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作出的贡献，到了90年代也愈益明显。此外，还有“猫头鹰文库”、“当代大学书林”、“国际文化思潮”、“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丛书的推出，都是不可忽略的。 
　　客观地说，我所在的编委会虽然名声远播，但在80年代的思想运动中，却建树甚微。这首先是因为，它活动的时间太短，就那么三年左右，来不及做太多的事；其次是因为，正如编委会的名称所寓意的，我们是放眼世界，然后回观中国，不是一上手就炮制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方案，也是因为这原因，大家对于当时提出的种种学说，都颇不以为然。我们都是毕业不久的硕士研究生，思想、学术上稚嫩的印痕尚未消退，只是凭一股锐气摇旗呐喊，开风气之先的功劳是有的，标示时代前进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实在是拿不出来。 
　　我们在引介尼采、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萨特等大家的思想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此外值得一提的学术探索大致有两点，虽然当时来不及将它们成形，但在90年代的学术思想发展中，它们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了。 
　　因为编委会的主要成员专业方向都是研究西方当代哲学，所以我们对于本世纪哲学思想中发生的所谓“语言的转向”，有一种敏感和较为深刻的理解。我们在“学术文库”系列中推出了《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并审定完成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译稿，至于花费不少心血筹划的对于英美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梳理，则延至90年代中期才完成了一部分。这种重视和理解，现在已渗透于中国学术文化界的主要话语之中。 
　　同样也是因为对西方现代思想的熟悉，我们对自由民主理念中的英美传统与德法传统的差异有较早的认识，最初的启发来自罗素《西方哲学史》对于卢梭和拜伦的浪漫主义情调的剖析，在80年代几平来不及展开的思想，在90年代成了思想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80年代末，“文化热”骤然中止，苦心经营似乎毁于一旦，朋友们星散四海。但目光远大、意志弘毅者并不灰心丧气。巨变并未使人颓废，反而促人反省。在80和90年代之交我们议论最多的话题是，在浪潮退后，我们可曾在沙滩上拾到闪光的贝壳？如果所获无几，那么我们应该为21世纪的到来做些什么？思想上经历一段蛰居期后，我开始将自己的思考变成言说，我认为，诗化哲学不行，终极关怀不够，后现代不可取，80年代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不该倒，启蒙和理性精神不会亡，但这些导向应深化和具体，落实为宪政构架的思想与学理的支撑。

　　本文选自《与时代同行》，徐友渔／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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